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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罚裁量方面，二者遵循基本一致的原则。

无独有偶，在我国台湾地区，换发行车执照前必须首先清结违法违规案件，也被认为是不当联结，因为前者重点在于机动车的客观状况，与机动车所有人的驾驶能力与行车活动，并无必然关联。首先，婚姻登记严重失信被监管审批审慎参考。

如《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社会信用，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以下统称信息主体)，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遵守法定义务或者履行约定义务的状态。(25)张鲁萍：《失信联合惩戒的限度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显然，这里的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都是与从事私募投资基金业务相关的。而在当前失信联合惩戒的法治程度较低的情势下，依法列为的要求显然也是含糊的、不清晰的。由于该条款的存在，特定失信就与不特定的惩戒措施建立了关联。

如前文提及有论者对株连的批评所示，惩戒措施多指向失信行为人本身，但也有波及第三人的—— 一般是行为人的近亲属。其用以阐明此要件的实例是，居民拖欠水电费信息虽然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成为商业银行或相关互联网平台认定金融或商业信用的依据，但直接与政府判定的个人信用相联结并不妥当。危害后果裁罚因素，即体现违法行为对公共秩序危害程度的裁罚因素，如行为涉案金额、违法所得、持续时间等。

如上所述，相关裁罚因素未予考虑与考虑不相关因素，是两种典型的裁量目的滥用方式。在行为人经济承受能力限度内，罚款威慑效应与行为人资力呈负相关关系：资力越强，同等数量的罚款威慑效应愈弱。(55)量刑情节类型包括：法定量刑情节、司法解释规定的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这种以时间点为标准的类型化，实益在于可有效避免裁罚因素遗漏，将事前、事中、事后因素一体纳入考量，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处罚均衡。

非决断性之原则的存在，是裁判过程以及法律推理的一个重要特征。(37)参见林莉红：《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新论》，载《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65页。

(80)参见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2018)鲁0704行初46号行政判决书。以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法域，明确将经济能力作为裁罚因素。在蔡美萍诉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华家屯派出所等处罚案、(65)杜玉林等诉靖远县公安局处罚案、(66)肖中根诉汤阴县公安局处罚案(67)等案件中，法院基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之考虑，均以违法行为发生场域为邻里为由而作出对行为人有利的变更或撤销判决。从释义学上讲，过罚相当条款由手段与目的两个层面构成，由于目的(处罚与违法均衡)中违法过于抽象，无法直接计量，不得以须借助限定裁罚因素的方式来评估。

(41)我国台湾地区学界借鉴德国理论，将裁量权行使的瑕疵界定为行政裁量流于恣意、专横或反复无常而显然欠缺合理性，同样划分为包括裁量怠惰在内的四种情形，并且认为不问情节轻重、一律科处最高金额罚款这种裁量怠惰系比较常见之情形。③而过罚相当原则属于行政处罚领域一个特有原则，从形式上看，其与行政法一般原则存在上下位阶关系。从宽量刑情节与从严量刑情节。目前，实定法仅规定有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那么不具备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要件的一般违法行为，有无前科便成了一个酌定裁罚因素。

透过酌定裁罚因素常见形态的提炼，可在一定程度上破解过罚相当原则司法适用的确定性及可预期性难题。(29)在法国，平等原则可能是最知名也是在实践中运用最频繁的一个一般原则。

同时，对于未予相关考虑的量罚，选用明显不当标准予以审查，体现出更为重视量罚结果的倾向。报应主义饱受功利主义者的诟病，但这无法动摇其在诠释法律制裁正当性基础方面的支柱性地位。

笔者认为，缴纳方法的变通虽可在一定程度上纾解罚款执行与行为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但仍属治标不治本之策，应将行为人经济能力纳入裁罚范围以对罚款数额作出预先调整。如果存在此类情形，应便宜选择明显不当标准，不必上升至裁罚目的是否滥用层面予以分析，以节约司法成本并提升审判效率。美国司法审查，以控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目标。为了说明我国过罚相当原则适用范围上的缺失，不妨与域外典型做法进行一个比较。客观行为系处罚科加的直接依据，居于整个裁罚因素体系的中心。如果行政量罚涉及过罚相当原则之外的因素，宜具体援引其他具体的行政法一般原则。

如前所述，不同法律原则在规制行政量罚时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其中过罚相当原则即是透过裁罚因素的选择与评价达致处罚与违法的均衡，以实现行为人个人的自然正义。(64)参见杨立新、梁清：《客观与主观的变奏：原因力与过错——原因力主观化与过错客观化的演变及采纳综合比较说的必然性》，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0页。

在上述规章用语中，比例原则跃然纸上。(76)参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1行终465号行政判决书。

立基于报应主义的自然责任论，认为行为人承受法律制裁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其道义上的可非难性，即主观过错。四、过罚相当原则裁罚因素的类型与具体形态 为与刑事量罚(亦即量刑)相区分，本文将行政机关依法律原则就处罚作出的种类选择、幅度确定、便宜调整等事宜，称为行政量罚。

(72)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行终218号行政判决书。平等与公正，均是一个正义有涉的法律范畴。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18条第1款规定：裁处罚锾，应审酌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行为应受责难程度、所生影响及因违反行政法上义务所得之利益，并得考量受处罚者之资力。(41)参见盛子龙：《行政诉讼法第4条释义》，载翁岳生主编：《行政诉讼法逐条释义》(2018最新版)，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68页。

与域外相比，我国实践将未予相关考虑与不相关考虑相区隔，把不相关考虑类量罚排除在过罚相当原则适用范围之外。参见[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6、85页。

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甘行终511号行政判决书。(86)See Kristin E.Hickman,supra note 53,at 1902. (87)譬如，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行终155号行政判决书，南宁(柳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71行终90号行政判决书等。

(18) 英国法院不断加强其对政府裁量权利滥用之控制，而其控制之手段即是透过合理原则以检视行政裁量权之行使是否逾越权限。事中裁罚因素，是指应受处罚行为本身的情节，包括行为场域、方式、后果等因素，它是决定处罚类别与幅度的核心因素。

参见余凌云：《对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第28页。同前注(25)，叶必丰文，第122页。行政法学界对于比例原则、合理性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和平等原则等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尤其是对量刑情节的构造分析，可以为行政量罚所借鉴。

(38)在日本，裁量行为在《明治宪法》下，曾被认为根本不能成为司法审查对象，而在现阶段，虽说是裁量处分，当出现错误地使用裁量权，便导致处分的违法的情况时，在该限度内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与此等手段与目标不符的量罚方式，均构成对过罚相当原则的背反，从而成为该原则适用的裁罚方式范围。

改判率之高，凸显审判质量提高之必要性。不过，也有学者提出平等对待原则或者一致性原则有可能、也有必要被提升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将经济能力作为法定裁罚因素，但限制其适用范围。在杨铎诉福建省连城县烟草专卖局、龙岩市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案中，(69)法院考量了违法行为是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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